早晨看《南方周末》，忽然读到一篇报道——《教师节，痛失大师郑成思》，才得知郑成思先生已于9月10日晚因病去世，心中久久不能平静。郑先生是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教授，研究知识产权，学识精深，有“中国知识产权第一人”之称。引用原社科院法学所所长如今是国家保密局局长夏勇先生的话，他是“中国法学界罕有的在国际学界获得真正认可并能够与国外同行一起平等共事的人”。可惜，这样一个难得的人物，去世时才62岁，年龄真的不算大。
我从未见过郑先生，对他的感情只源于阅读他的作品。自己多年来看过他的不少论文，读书时使用的知识产权法教材就是他的。最近因为筹办这个网站，需要研究商业秘密保护问题，又正在看他的几本论著。虽然他对商业秘密保护问题着墨不多，但他是国内最早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人，可谓开风气之先，并且由于郑先生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对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构的深度参与，他对中国商业秘密保护工作总是既富于远见又立足当前，言论精辟，发人深思。
读郑先生的文章，首先触动我的是他的文风。郑先生的文笔极有个性，清晰平易，言之有物，简明扼要，直截痛快，从没有国内教材里常见的套话、废话；其次是他学问根基的坚实。在他的著作中，对知识产权各领域的历史流变、前因后果清清楚楚，国际前沿、最新动态如数家珍，国内问题、改革出路切中肯綮，朴实的言语中，处处可见鲜活的学术判断。郑成思的教材，本科生可以读，研究生可以读，博士生也可以读，不同层次的人都能读出味道来，这种写书的本事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了，非有坚实的学问积累和敏锐的学术眼光支撑不可。总之，郑先生让我们进一步懂得应该如何去做学问。虽然那种境界是我等一般之人永远无法企及的，但至少我们知道了有一种境界值得去尊崇和敬畏。
郑先生名气很响，但生活上却极其冲淡简朴，在这个追名逐利、喜欢享乐的年代里也难得一见了。据夏勇先生说，“在九十年代，也就是他的学术最为辉煌的时候，他常年穿的,是已近绝迹的中山装，而且破旧邋遢。这已然成为法学所的一道独特风景，宛若当年辜鸿铭长辫马褂出入于洋人的圈子，不合时宜却无妨欣赏，且耐人寻味。郑先生居所之粗陋，让人恍如回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学教师住的筒子楼里，坐着躺着的似乎只见书报稿纸。”大凡一个人有了某种强烈的精神追求，浸淫其中，便无暇关注其他了，尤其是繁琐的物质装饰。这样的人，在很多人眼里也许有点怪，但就他自己而言，实在是世上最幸福的人。我们走了许多年的人生路，逐渐咀嚼出心灵的平静和充实是多么的重要。可虽然明白了这一点，身处喧嚣的尘世中，却又总不免随波逐流，心乱神迷，不断陷于往何处去的困惑中。像郑先生这样始终心无旁骛、在精神家园里孜孜以求的人，就如同一面立在我们面前的明镜，怎不让我们顾影自叹！
郑先生还有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他曾经写过一篇《学术小传》，说起自己学外语的一段经历。他在1970年被分配到了鸡西市一家石墨矿场，日子枯燥无聊。有一天，矿里技术科交给他一份从英国进口的车床说明书，让他翻译。郑成思原来学的是政法，外语水平很一般，在吃力翻译说明书的过程中，萌发了今后做文字翻译工作的念头。为了自学英语，他设法借来了一本英文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反复研读，早晚默诵。因为书要归还，便全部抄写下来，又尝试着翻译出来。几年下来，英语竟大有长进。文革后，郑先生进了社科院法学研究所。靠着读《汤姆•索亚历险记》打下的英语底子，他又顺利通过了公派出国的英语测试，于1981年进入伦敦经济学院研究生院深造。当初参加出国英语口语测试时，一位担任主考官的美国人，在郑先生面试通过后，追问了一个与考试无关的问题:为什么他的口语中充满了美国只是在一百多年前才较流行的表达方式——说得更直接些，就是马克•吐温小说中的表达方式？据说郑先生生前经常拿这件事说给学生们听，我想他绝不是出于夸耀，而是对后生们给予了一种特别的期望！
我觉得，学习郑先生的淡泊和执著，办好这个网站，种好知识产权园地里的这颗不起眼的小草，也许是我和我的同事们对他的最好的纪念。
徐 涛
2006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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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访客！
